周天勇:“十五五”及未来十年经济低速增长的风险和潜能及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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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天勇
中国是一个渐近转轨经济国家,体制改革将推进未来的经济增长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推算研究,虽然“十五五”即未来十年经济低速增长风险较大,但国内只要推进体制改革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、增强居民消费需求能力、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以及资产市场化获得溢值,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发展,在“十五五”期间乃至未来十年中,使中国经济保持5%的增长速度。
一、十五五及未来十年经济低速增长的风险较大
近些年,关于中国“十五五”和未来长期十年经济增速的测算大致推算在2.5%上下。研究会课题组采用一些主流供需混合增长模型测算,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行压力较大,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、居民消费、货物出口等需求增长不确定性很大,2026-2030和2031-2035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为2.48%和2.42%。因此,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从负转正,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等强劲增长,未来经济增长根本达不到4%及以上的速度。
新质生产力对增长速度提振的前景不太明朗,对经济增长既有正面的推动作用,也会给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。(1)近些年,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其增长均出现明显下滑,根据格罗宁根大学数据,近五年,全要素生产率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仅为0.02%,转轨国家仅为0.83%,中国则为-0.88%,进入了负增长阶段。
(2)新的科技算法等新质生产力,与传统的劳动、资本、土地等生产力不同的是,其是一种节约劳动、资本和土地投入的新的生产力,对既有的生产要素将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;实际上,劳动工资、资本利润和土地租金均属于经济的增加值,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是一种“节约要素投入成本型”的新经济,因此,可能会对经济增速形成收缩性的压力。
(3)工业化的结束是工业化的完成,是大规模物质生产的结束,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,工业化是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领域,其生产率较高;而经济的服务业化则是分散化、小规模、非标准化的生产领域,其生产率较低。因此,在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比重逐渐上升过程中,经济增长速度将从中高速向中低速变化。
(4)科技算法生产力将大规模的替代劳动就业,失业率上升、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收缩,在无法短期内调整科技算法生产力收入再分配情况下,居民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发生更大的收缩,从需求侧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急剧放缓。
二、中高速增长的潜能究竟在哪里
仅靠宏观需求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,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趋势;加速经济增长更主要是依靠体制改革推动。从供给方面看,中国的国情是被体制禁锢的闲置、浪费和低利用的巨额要素和资产,如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加以盘活和释放,那么就会提高要素配置和利用的生产效率,增加资产的财富溢值,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。从需求方面看,如果推进分配和转移支付领域的体制改革,国内在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方面有巨大的居民消费支出潜能,成为增长的需求拉动力。
国内数亿人的工业化需求还在前中期,未来10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,还有很强的动力。需求侧一个大的格局是:虽然生产侧的工业化已经结束,但是需求已经饱和的判断是错误的。工业化生产分享在户籍居民一般日常和耐用消费品方面已经饱和,但汽车消费还在前中期;农村常住居民工业化生产一般和耐用消费品分享在中期,汽车消费在前期;城镇常住流动人口消费,耐用消费品消费在中后期,汽车消费在前中期。
需求侧的分配和转移支付及保障体制改革。(1)与日本相比,中国居民需求水平低,但提高则有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。虽然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起,陷入了居民消费需求低迷和经济低速增长的30年,但其2003-2020年间,居民私人收入、政府转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占GDP平均比例分别为52.2%、19.7%和68.7%。而2003-2024年,中国居民私人收入、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和居民总消费分别为46.22%、6.50%和39.15%。如果与日本当年的指标比较,2024年居民个人收入、和政府转移支付少88770亿元和157842亿元,而居民总消费需求不足部分规模达398653亿元。
(2)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,居民自身收入水平过低,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,而政府民生转移支付不足,导致了居民自身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生育、教育、医疗和居住等支出,进一步压缩了居民的一般日常生活消费支出能力。这一格局如果不能得到改善,未来五到十年国民经济的生产过剩状况无法进行平衡,消费需求不足将造成经济年均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。
供给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潜能来源。(1)高质量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。目前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源,主要是生产要素和土地资源的闲置率高和利用率低,即发展的效率不高。如2024年生产要素产出低效率损失的国民生产增加值规模为30万亿元左右。从大国经济实力的竞争看,高效率就是高质量发展。经济低效率既是增长乏力的问题,也是改革提高效率后加速增长的巨大潜能。



